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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名为《玛丽与麦克斯》的定格动画
看哭了全世界无数的成年人，
在中国，超46万人
在豆瓣上给它打出9.0的高分。
创作这部动画的导演亚当·艾略特来自澳洲，
是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得主，
也是全世界唯一两度荣获动画界最高奖项
“安纳西水晶奖”的导演。
时隔15年后，他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动画长片《蜗牛回忆录》，
迄今为止一共收获了超过70项的大奖及提名。
拥抱自己与他人的缺陷、接纳生命的不完美是亚当·艾略特电影中持续的主题/《玛丽与麦克斯》剧照
《蜗牛回忆录》里，自卑孤独的女孩格雷丝与患有阿尔茨海默的古怪老奶奶萍奇成为了最好的好友
艾略特创作的黏土角色
全都有着潦草、丑丑的外表，
像被命运的大手摔在了地上。
他探讨的也都是“少儿不宜”的沉重话题：
校园霸凌，欺骗与背叛，
自闭症、阿尔茨海默、图雷特综合症……
导演希望通过自己的电影为这些“疾病”撕掉标签。
而这种“粗拙”的动画风格，
正源于导演本身的生理性震颤——
他从小就无法画出平整的线条。
定格动画是一种极为耗时的动画形式，
所有的角色、道具、场景都要手工制作，
并且需要逐帧拍摄。
为此，艾略特一度要靠领救济金为生，
也曾反复和抑郁症作斗争。
8月，“一条”连线了艾略特，
他今年53岁，有很多出其不意的小幽默，
他收集日常生活里的气味、声音、颜色，奇怪的名字和笑话，
“只有睡觉，才能把我的想象力关掉。”
在AI席卷影视行业的当下，
他仍旧坚守这门“低效又笨拙”的古老艺术，
因为黏土人偶身上留下的指印和小缺陷，
正是机器和算法无法复制的“人的温度”。
责编：陈子文
二十年前，当亚当·艾略特用手指一点点捏出《玛丽与麦克斯》中的小女孩玛丽时，他也许没有想到，这个圆鼻子、雀斑脸、额头上有着胎记的黏土小人，将会戳中全世界无数观众的内心。
“我年轻的时候想成为任何人，除了我自己。”电影里的这句台词，也曾经是导演自己真实的心声。
来自澳洲的小女孩玛丽，有一个酗酒的母亲和孤僻的父亲，因为脸上显眼的胎记，在校园里她受尽欺负；居住在纽约的中年男人麦克斯，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只能靠打零工为生，每日宅在小公寓里，孤独地吞下巧克力热狗。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在信件里交换各自的秘密和伤痛，并成了彼此唯一的朋友。
片尾，麦克斯用打字机缓缓敲下：“每个人的生命就像很长的人行道，有些很整洁，还有的像我一样，满是裂缝、香蕉皮和烟头。”
电影里的麦克斯，原型是导演艾略特居住在纽约、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笔友。“他是个大块头，换过很多很多的工作，求职非常困难。”他们的友谊持续到了“麦克斯”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曾给彼此写信长达28年。
而玛丽，正是艾略特自己。小时候的他，也曾是一个腼腆、孤独的小孩。六岁以前，他生活在澳大利亚人烟稀少的内陆区，广阔荒芜的沙漠，干旱炎热的气候，“荒凉、贫瘠，毫无趣味”。记忆里，童年的世界是土褐色的，这也成了他后来影片的基调。
他的家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能收到几个台，没有电子游戏，唯一的伙伴是两只鹦鹉。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会躲在自己的小屋里画画。陪伴他的，只有铅笔和纸，纸是妈妈从肉铺里带回来的包肉的纸，彩色铅笔是他圣诞节的礼物。他回忆，“也是那段时间，放飞了我的想象力。”
高中毕业后，艾略特被申请的大学拒之门外。好运气似乎总是不同他站在一边。他只好在墨尔本的周末市集摆摊，卖画和手绘T恤为生，一卖就是五年。
1996年，25岁的他靠“候补名额”意外地踏入了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年的动画专业。当他看到黏土做的眼泪从小丑脸颊滑落的一瞬间，他的鼻子一酸：“我的角色活了过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在扮演上帝。”
毕业后，艾略特就一头扎进墨尔本东南郊区的一间狭小的破旧仓库里，用黏土捣腾他的动画作品。每年夏天，是他最难熬的日子，仓库里没有空调，40度的热浪从门缝里钻进去，艾略特只好穿着底裤工作，一边还要手忙脚乱地“补救”因高温融化的黏土小人。
但定格动画极漫长的制作周期、难以商业化的特性，一度让他的生活陷入困窘。2004年，获得奥斯卡的前夕，这位32岁的男人正在排队申领政府的救济金，而且这是他第四次申请救济金。
奥斯卡之后，他的人生却没有像爽文里那样“开挂”。他拒绝了一系列来自好莱坞的高薪offer，他笑称自己是个“自大狂”，因为“只愿意拍自己的电影”——工业化大的制作意味着要让渡创作者的个性和话语权。更重要的是，他不想抛弃自己在澳洲的本土团队，“大家就像家人一样”，工作室里，喝醉了的动画师会在黏土房子旁呼呼大睡。
他依旧以缓慢的速度前进。从业近30年，他只拍摄过两部长片，3部短片和两部20分钟左右的中长短片。新片《蜗牛回忆录》从剧本到上映用了8年时间，剧本就打磨了3年。
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遛狗、吃早餐，7点开始工作，他永远是第一个到达工作室的人。他事无巨细地“插手”每部片子的每个环节：编剧、角色设计、造型、音乐创作、后期制作……《蜗牛回忆录》开拍前，他亲手画了1500个故事板。
他和一支100多人的团队日以继夜地搭建这个故事宇宙：6000多只外貌迥异的小蜗牛，200多个黏土人偶，数千个黏土耳朵、眼球、鼻子和嘴巴，每个黏土小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成员通过各种天马行空的材料，给每一个“小角色”注入爱和生命。
而艾略特所有的创作都围绕自己与身边人展开——脑瘫的表弟、患有唇腭裂的同学、阿尔茨海默的奶奶、有囤积癖的父亲。在他的作品里，主角们也许都是“上帝的残次品”，但他们同样值得被理解、被爱，值得拥有人之为人的尊严。
这也许是为什么，当我们在银幕上与这些歪歪扭扭的黏土小人相遇时，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看到曾经破碎过的自己。就像有网友写下的：“我们终其一生克服自己的障碍，成为一个接纳自己的普通人。”亚当·艾略特的电影是写给普通人的赞歌：我们走进他人的生命，理解他人的遭遇和痛苦，也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以下是亚当·艾略特的讲述：
我从来都不想写那些光鲜亮丽的超级英雄的故事。我所有的角色都是“小人物”，他们格格不入，被边缘，被误解，时常感到孤独。我感兴趣的是每天我在生活里遇到的普通人——那些存在于我们家庭中、朋友圈里的人，又或是我们自己。
《蜗牛回忆录》和我之前的作品一样，都是源于我生活里遇到的真实的人。我想讲的是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她天生唇腭裂，小的时候做过很多次手术，唇部留下了很深的疤痕。在学校里，她经常被欺负、嘲笑，但长大后，她成了一名时尚设计师，变得自信、开朗。所以我很好奇，这么多年来，她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发现这一切都关于勇气。
这就是格雷丝故事的核心。电影里，主角格雷丝是一个有着唇腭裂的女孩，在父亲离世后，被迫与最亲密的哥哥分别。为了缓解这种痛苦，她患上了严重的囤积癖，开始收藏一切和蜗牛有关的东西，把家里塞得满满当当。
我想找个能象征格雷丝人生经历的动物。我一开始想过甲壳虫，小猪，鸭子和青蛙，然后我想到了蜗牛，你碰碰蜗牛的触角，它就会缩回壳里，而格雷丝这辈子差不多就是这么干的，她总是从这个世界“缩回去”，她是个i人，非常害羞。
后来我发现，蜗牛只能往前爬，不能向后退，这和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那句名言很好地呼应了：“生活只能倒着被理解，却必须正着被经历。”这是一句很简单的引言，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遵循的教诲：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是可以思考未来。我觉得当我死去的那天，这句话也会刻在我的墓碑上。
我把我的美学风格定义为“粗拙”（Chunky wonky）。我所有的角色都有点“歪瓜裂枣”的感觉，每个角色、场景和道具都有点不对称。你看格雷丝的眼睛，完全长“错”了地方，每个蜗牛的触角也有点儿弯曲。
我有先天性震颤。我画画的时候手经常抖得厉害，我画不了直线，也画不出完美的圆，有时候确实挺烦人的。年少的时候，我一度为此觉得尴尬。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慢慢开始接纳这个缺陷，我学会与它共存，我也不再视它为一种“残疾”，这只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这也成为我的美学和艺术风格，恰恰是我的缺陷成就了我的作品。我和团队都努力避免让影片显得过于精致、完美。我们偏爱不完美之美。我很喜欢日本的金缮艺术，因为它歌颂的是缺陷、不完美和错误。正如我们人类，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自己恨不得没有的东西。
艾略特始终关注“霸凌”这一主题，他说，霸凌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欺凌总是存在
有些人觉得我的电影很黑暗，而我觉得黑暗永远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比如说霸凌，是全世界共通的现象，一个孩子想要在另一个孩子身上找到“权力感”。我想通过我的电影去展现霸凌给人带来的沉重的伤害。
很多年前一位影评人对我说：“没有黑暗，光明就没有意义。”这正是我一直想通过我的电影去表达的。如果生活只有100%的快乐，人也是会发疯的。而那些那些饱受生活折磨、痛苦不堪的人，也总能在黑暗中瞥见一线希望的光。
1996年，我从电影学院毕业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定格动画是一门濒死的艺术。
我知道CGI（电脑生成图像）动画电影的浪潮正在卷土而来。当时刚开始出现像《玩具总动员》这样CGI完成的片子，但是我很确定，我不想成为一个整天猫在电脑屏幕前的动画制作者。
我喜欢动手，我爱那些实实在在、能摸得着的东西。我喜欢抓起一团黏土，在指间揉捏的感觉。亲手做东西，会给我一种非常原始、非常人性的感觉。
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双手，那可就太灾难了。
我的电影里从来没有CGI，没有AI，也没有3D打印。你在电影中看到的一切都是手工制作的，火焰是玻璃纸，眼泪是润滑液，连天空都是手绘的。
《蜗牛回忆录》这部片子里，我们有专门的团队负责道具制作，他们花了4个月的时间制作了数千个场景和道具。甚至有很多志愿者会帮我们一起做那种小的道具，比如蜗牛。
光是格雷丝的脑袋，就差不多需要6个雕塑师花一个月的时间去制作。她的帽子是橡胶做的，所以必须用磁力模压的工艺，当我移动格雷丝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她的小瞳孔在动。帽子里还有磁铁，她的头发都是金属丝，所以必须有人把一根根头发粘上去。
仅仅制作这一个人偶就需要数百小时的工夫，而这样的人偶我们一共有200个。
我们想让观众相信这些角色是真实的，相信他们有灵魂，有心跳。这样当不幸降临到这些动画角色的头上时，我们才能感同身受。
我们一共有7个动画师，每天每人只能拍摄5秒的动画，所以仅仅拍摄就花了8个月。我们也有一些节省时间、预算的方法。因为在定格动画中走路是很困难的事儿，所以我们会让角色们像《芝麻街》里的布偶那样跳着走路。我们会用很多画外音替代台词，因为让角色动嘴唇非常耗时，一个“Hello”，角色的嘴唇就要动很多下。
我们的预算非常紧张，这部电影的成本大约为500万美元，而一些美国的动画电影要花费上亿美元。所以我很骄傲我们能在如此低的预算下完成这部作品。
有时候我早上醒来会想：天呐，我做的事情可太累了，这些电影耗时太长、花费太多，我还需要几百个人帮助我一起工作。我想要是有一天，我能当画家、水管工或泥瓦匠，我的工作就要简单得多了。
好消息是，如今定格动画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因为太多的电子虚拟产品，让年轻一代也想要回归具有实体触感的事物，大家开始做面包、织毛线，做那些电脑和AI做不了的事。大家都渴望能亲手触碰真实的存在。
我一直觉得拍电影就像怀孕，孕期超长，分娩过程极其痛苦，上映前，你提心吊胆：“这个世界会喜欢我的宝宝吗？”可等宝宝一“离巢”，你就又想再怀一个了。
我喜欢听人们对我的电影的反馈，无论他们是否喜欢，我都想知道电影是否与他们产生了共振。
《玛丽与麦克斯》上映之后，很多自闭症患者给我寄来可爱的信，说麦克斯真的和他们产生了共鸣，并在生活里给予他们力量。《蜗牛回忆录》上映之后，也有很多人给我发邮件说，他们因为电影改变了一些曾经的偏见。
我一直相信故事能够成为一座桥梁，让我们理解彼此，帮助彼此。叙事能力是人类独有的珍贵天赋。
我还记得在电影学院的那一年，我的老师说，故事是永恒的核心。因为观众可以包容糟糕的动画、生硬的表演、平庸的配乐，但绝不会原谅拙劣的故事。
好的叙事法则在于共情。当观众能与剧中人感同身受时，故事就拥有了直击心灵的力量——这正是让观众沉浸于故事世界的绝佳途径，也正是我始终致力创作的电影类型。
当今的世界非常割裂，有很多战争，也有很多动荡，但归根结底，我们都是人类，都会经历高潮与低谷，也会遭遇顺境和挫折。我们会犯错，我们并不完美。说到底，我们不过都是在人生路上艰难前行，努力活出最好的自己。重要的是，我们要以最大的善意与他人共存。
我在努力让我的电影成为滋养心灵的存在——我希望在当你需要慰藉的时候，能通过这些作品获得一些情感的疗愈。我希望它们能萦绕在你的心头，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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